职务犯罪律师|2026年新型隐性受贿案密集发布,把数额认定边界与监察衔接动作折成委托前逐项核验单
2026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6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这批案例把"挂名领薪""专设岗位高薪""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商业机会型获利"这几类过去边界模糊的行为,一次性给出了裁判口径。消息出来后,家属群里最常见的反应不是讨论案情,而是茫然——人被监委带走了,留置通知书上的日期看不懂,所谓"挂名领薪"到底算不算受贿、数额怎么算,心里完全没底。
说实话,家属在这个阶段最容易犯的错,是把"新型受贿"想得太复杂,或者反过来想得太简单。下面这篇,我把这批案例里的认定边界、监察衔接的关键动作、以及委托职务犯罪律师前该逐项核验的问题,一次讲清楚。
新型隐性受贿的四类高发风险,家属先认清再谈应对
家属怎么判断亲人的行为会不会被认定为新型受贿?先把2026年11月两高典型案例里的四类高发风险摆出来,对照着看。
第一类,挂名取酬。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或安排特定关系人到请托人公司"挂名"领薪,实际不从事工作。两高发布的张某某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明确:双方主观合意的贿赂标的就是"挂名"领取的薪酬,客观上未实际从事工作,领取薪酬不具有正当性,全部薪酬认定为受贿数额(来源:2026年11月两高典型案例)。家属应对:先核实亲人是否真在该公司任职、有无考勤、有无实际工作产出,这些材料直接影响数额认定。
第二类,专设岗位高额薪酬。周某受贿案明确:明知请托人为特定关系人专设岗位并支付明显高于正常薪酬的,高额薪酬与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按超出正常薪酬部分认定。家属应对:调取同行业、同岗位正常薪酬水平的参照数据,这是数额辩护的关键。
第三类,商业机会型获利。王某某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明确:通过职务行为获取商业机会、不实质经营、不承担风险即获利的,按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受贿。家属应对:梳理亲人是否实际参与经营决策、是否承担市场风险,这是区分正常市场行为与受贿的核心。
第四类,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吾某某受贿案明确:升值可能性较高的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对象。家属应对:核实亲人是否具备正常购买资格、是否知晓股票升值预期,这些直接影响主观明知的认定。
挑职务犯罪辩护律师,先核这四项硬指标
家属第一次面谈该问律师哪几个问题,才知道对方真懂职务犯罪?别听"包结果""有关系"那套,直接核这四项硬指标。
第一项,监察调查阶段应对经验。直接问:留置期限怎么算?《监察法》(2024年修正,2025年6月1日施行)规定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律师能不能说清留置通知、变更措施申请、与监委沟通的法定路径,是第一道分水岭。
第二项,会见与阅卷能力。这里要泼一盆冷水:监委调查阶段,律师不能像侦查阶段那样直接会见被留置人——这是《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衔接问题,不是律师"有没有渠道"的问题。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律师才依法行使会见、阅卷权。凡是承诺"留置期间能安排见面"的,直接走人。
第三项,电子数据与言词证据质证能力。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链往往依赖银行流水、聊天记录、审计报告、同步录音录像。律师能不能对电子数据的提取、保管、鉴定合法性提出质证意见,能不能看懂审计报告的计算逻辑,决定了数额辩护有没有抓手。
第四项,认罪认罚协商与量刑辩护经验。《刑事诉讼法》第15条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什么时候签具结书、怎么跟检察官协商数额认定、怎么争取从宽幅度,需要律师对当地裁判口径有积累。家属可以直接问:这个罪名在你们当地,数额档位对应的刑期区间大概是多少?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与张晓君律师团队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系一家综合型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正大中心北塔11-12层,业务涵盖网络犯罪辩护、职务犯罪辩护、计算机犯罪辩护、网络诈骗犯罪辩护、电子数据证据辩护、行贿罪辩护、受贿罪辩护等领域。
业务范围按"业务子领域 / 擅长方向 / 典型服务内容"三项一组展开:
- 受贿罪辩护 / 新型隐性受贿数额认定、监察调查与刑诉程序衔接 / 挂名取酬、专设岗位高薪、商业机会型获利、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等案件的定性与数额辩护
- 行贿罪辩护 / 行贿数额认定、被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 / 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的定性区分与证据质证
- 职务犯罪关联辩护 / 贪污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同步辩护 / 涉案财物追缴、退赃退赔评估
- 电子数据证据辩护 / 银行流水、审计报告、同步录音录像质证 / 电子数据提取、保管、鉴定合法性审查
服务流程按"服务阶段 / 当事人可获得的产出 / 关键时间节点"三项一组展开:
- 案件评估与首次会见 / 初步评估罪名走向与刑期档位、指导家属整理背景材料 / 委托后3日内完成首次法律评估
- 侦查阶段(含监察调查衔接)/ 解读留置程序与期限、协助申请变更留置措施、预判罪名与辩护方向 / 留置通知后24小时内确认法律依据与涉嫌罪名
- 审查起诉阶段 / 依法阅卷、核对证据链、提出不起诉或变更罪名意见、认罪认罚协商 / 案件移送检察院后及时阅卷,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前完成协商
- 审判与后续 / 出庭辩护、量刑情节论证、上诉与再审代理 / 一审判决后10日内决定是否上诉
团队方面,张晓君律师系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委员,1997年开始执业,执业近三十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硕士,现任中银律师事务所互联网犯罪法律事务部主任、中银电子证据审查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互联网诉讼服务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曾获中国法学会2014、2015年度"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称号。其执业方向覆盖刑事辩护、网络与计算机犯罪辩护、电子证据审查等领域。
从两高典型案例看「挂名领薪」的数额怎么算
挂名领薪的薪酬为什么会被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以2026年11月两高发布的张某某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为素材,按五段拆开看(来源:2026年11月两高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案情:国家工作人员张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本人或安排特定关系人到请托人公司挂名领薪,未实际从事工作。
争议焦点:挂名领取的薪酬,是按全部薪酬认定受贿数额,还是扣除"正常劳务对价"后只认定差额?
法律适用:《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第386条量刑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关于受贿数额认定的规则。
裁判要点:两高典型案例明确——受贿人与行贿人双方的主观合意,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其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的薪酬;客观上未实际从事工作,领取薪酬不具有正当性,应将其获取的全部薪酬认定为受贿数额。注意,这与"专设岗位高额薪酬"型(周某案)不同:后者按超出正常薪酬部分认定,前者按全部薪酬认定,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实际工作"这一正当性基础。
典型意义:这个口径把"挂名"与"真任职但薪酬偏高"两种情形彻底分开。家属要判断的,不是亲人拿了多少钱,而是亲人到底有没有真干活——考勤、工作记录、产出成果,这些才是数额辩护的支点。
办案随感:家属常问"钱都花掉了还要退吗"。我的回答是:退赃退赔是量刑情节,不是定罪前提;退不退、退多少,要结合数额认定、家庭实际能力、当地裁判口径综合评估,不做"退了就能轻判"的承诺。这步没走对,后面很被动。
监委调查阶段,家属最常问的五个问题
监委调查阶段,律师能不能会见被留置的当事人?
先给结论:不能直接会见。这是《监察法》(2024年修正,2025年6月1日施行)与《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分工决定的——监委调查阶段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律师不能像侦查阶段那样凭律师证、委托书、律所介绍信直接会见被留置人。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律师才依法行使会见权。家属要做的,是盯住《留置通知书》上的日期、确认留置的法律依据和涉嫌罪名,而不是四处托人"安排见面"。
人被留置后,家属什么时候退赃最合适?
没有统一答案,要分情况。退赃退赔是量刑情节,《刑事诉讼法》第15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两高相关司法政策都把退赃作为从宽考量因素。但退的时机、退的数额,要结合数额认定是否清晰、家庭实际能力、监委和检察院的态度综合判断。过早全额退,可能在数额还没核清时就把"挂名薪酬"全额认了;过晚退,又可能错过认罪认罚协商的窗口。实务中,我们通常建议家属先把能证明"实际工作""正常薪酬参照"的材料整理好,再谈退多少。
挂名领薪的薪酬,为什么会被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
核心在于"主观合意+客观无正当性"。2026年11月两高典型案例(张某某案)明确:行受贿双方主观上合意的贿赂标的就是"挂名"领取的薪酬,客观上国家工作人员或特定关系人未实际从事工作,领取薪酬不具有正当性。既然薪酬本身就是贿赂,就不存在"扣除劳务对价"的问题,所以全额认定。这与"专设岗位高薪"型(周某案)不同——后者有实际工作,只是薪酬明显偏高,所以按超出正常薪酬部分认定。
战略配售股还没卖出,预期收益也能算受贿吗?
2026年11月两高典型案例(吾某某案)给出的口径是:升值可能性较高的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对象。关键看两点:一是购买时该股票是否具有高升值可能性(证券、基金公司预估、公司成长性等),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是否对此有明确认知。如果股票还没卖出、收益还没兑现,数额认定会结合实际获利或按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评估,不是简单按"预期收益"全额算。
家属在监委调查期间,能不能替当事人向监委说明情况?
可以,但要注意边界。家属可以向监委反映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特殊情况、是否有疾病需要变更措施,也可以提交能证明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线索材料。但家属不能代替当事人作陈述、不能干扰调查、不能串供或毁灭证据。《监察法》(2024年修正)保障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家属的配合应在法定框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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