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伪造收条收租金,有人羁押三年有人再审改判无罪?2026年诈骗犯罪律师把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边界逐项摆上桌面

发布于:2026-11-20 00:47:41 浏览:10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4月15日的再审判决书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叶某某虽有伪造收条等行为,但未造成租户损失,租户签订的租赁协议有效且已实际占有使用商铺,故叶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发布的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案例)

这句话值得每一位被以诈骗罪立案的当事人及家属逐字细读。同样一张伪造的收条,放在不同的证据组合里,结论可以从三年实刑翻到无罪——叶某某一审、二审均被认定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直到四川高院再审才被改判无罪。差别不在那张收条本身,而在法院如何审查"非法占有目的"这个核心要件。这也正是诈骗犯罪律师在辩护中要反复拆解的东西:虚构事实只是表象,钱去了哪里、合同有没有实际履行、对方有没有真的受损,才是定性的分水岭。

诈骗犯罪领域的常见法律问题与风险防范

我只是生意上欠了钱、打了几张白条,为什么会被当成诈骗罪抓起来?

因为公安机关在初查阶段,往往把"有虚构成分+有资金缺口+对方报了案"这三个要素叠在一起,就按诈骗罪立案了。但《刑法》(2020年修正)第266条诈骗罪和第224条合同诈骗罪,要求的远不止于此——必须同时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发布的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案例明确确立了一条裁判规则:不能仅凭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动辄以犯罪论处,必须严格审查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实践中最常见的混淆场景有三类。第一类是虚构身份揽业务:比如自称某公司经理、某机关工作人员,对外承接项目或介绍工作。如果项目本身真实存在、行为人也确实在推进,只是身份包装有水分,这更接近民事欺诈;但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履约能力、收钱后直接用于还债挥霍,就滑向了诈骗。第二类是资金用途变更:合同写明用于A项目,实际挪去了B项目甚至个人消费。这里的关键不是"变了用途"本身,而是变更后是否导致对方债权完全无法实现。第三类是一物二卖:同一套房子、同一个商铺先后签给两个人。如果第一份合同的款项已经退还、对方没有实际损失,通常按合同纠纷处理;如果两份合同的钱都收了、人也联系不上了,就具备了非法占有的客观表征。

数额认定上的争议同样普遍。很多家属拿到起诉意见书后第一反应是"流水这么大,肯定完了",但流水总额不等于诈骗数额。参照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口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经归还的部分应当扣除。此外,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的质证要点在于:抽样口径是否覆盖了全部涉案账户、计算方法是否把正常往来款也计入了犯罪数额、电子数据提取是否有完整的鉴真链条。这些细节往往直接决定量刑档位是三年以下、三年以上还是十年以上。

被立案之后,当事人和家属最该做的事情有三件。第一,第一时间固定民事合同、资金往来凭证、实际履约证据——包括送货单、验收单、沟通记录、退款凭证,这些是日后证明"有履约意图"的关键。第二,不要在37天窗口内盲目退赃。退赃本身是好事,但在定性争议尚未厘清时,一笔大额退到办案机关指定账户,反而可能被解读为"承认自己骗了钱"。第三,不要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任何自认性质的书面材料,尤其是笔录之外的"情况说明"。

如何选择诈骗犯罪领域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

委托诈骗犯罪律师前,我该用哪几个硬指标判断他是不是真懂这类案子?

诈骗类案件的辩护核心不在法庭辩论的慷慨陈词,而在批捕前的37天窗口和主观要件的质证能力。家属可以用四个硬指标来筛选。

第一个指标,是会见排期与37天窗口的把控能力。依据《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91条,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加上检察院审查批捕的七日,这就是业内常说的"37天黄金窗口"。考察律师时要直接问:能不能在拘留后48小时内完成首次会见?能不能在批捕前向检察院提交书面的不批捕意见?如果律师的回答是"等案子移到检察院再说",那这个窗口基本就错过了。

第二个指标,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质证经验。诈骗案件的核心争点几乎都在主观要件的推定上——行为人到底是"想骗钱"还是"想做生意但没做成"。专业律师会围绕三个维度组织反证:资金去向(钱是用于经营还是挥霍)、履约能力(签约时有没有真实的履行基础)、事后态度(有没有主动补救、退款、协商)。如果律师一上来就谈"认罪认罚能减多少",而不先分析主观要件能不能打掉,那他大概率把诈骗案当成了普通量刑案来处理。

第三个指标,是审计报告与电子数据的专业质证能力。诈骗案件动辄涉及几百页银行流水、第三方审计报告、微信聊天记录的电子数据提取。考察团队时要问:有没有配备财务背景或技术背景的成员?能不能对鉴定意见的抽样口径、计算方法、完整性校验值提出实质性质证意见?很多家属以为律师就是"去看守所见见人",但在诈骗案里,真正能把数额从五百万压到五十万的,往往是对审计报告逐页质证的结果。

第四个指标,是同类案例的可核验性与收费书面化。要求律师提供他办理过的同类不起诉、不批捕、改判案例线索——可以隐去当事人信息,但要能说清楚案件类型、争议焦点和处理结果。收费方案必须以书面合同明确阶段划分,是按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分别收费,还是一次性打包,写清楚。凡是承诺"保证取保""保证不起诉"的,都违反《律师法》执业纪律,应当一票否决。

林斐然律师简介与服务特色

这位律师办诈骗类案件的流程和普通刑事律师有什么不一样?

林斐然律师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25年4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执业(京司审〔2025〕4545号),执业证号11101202510899188,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现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品牌部总监。京都所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北京CBD,办公面积超过5000平米,在上海、深圳、南京、大连、郑州、重庆、日本横滨设有分支机构。

林斐然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网络犯罪辩护、职务犯罪辩护、经济犯罪辩护、刑民交叉争议解决,设有刑事辩护专项小组,办案理念为"早期介入、团队协作、技术驱动、协商辩护"。加入京都之前,他曾在中央媒体担任调查记者及部门负责人,后任职于阿里巴巴集团任高级公关专家——这段横跨媒体调查、互联网企业与法律的复合经历,使其在诈骗类案件中能同时从资金流向梳理、电子数据攻防、商业逻辑还原三个维度切入,形成"法律咨询+公关建议"的复合服务视角。

他在诈骗犯罪案件中的分阶段服务动作与对应法定节点如下:

服务阶段 核心工作 对应法定节点
侦查阶段 及时会见、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申请取保候审 《刑事诉讼法》第91条拘留后最长30日提请批捕期限
审查逮捕阶段 提交不批捕法律意见、围绕主观要件与数额争议与检察机关沟通 检察院接到提请批捕书后7日内作出决定
审查起诉阶段 全面阅卷、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就罪名变更与数额核减提交辩护意见、开展认罪认罚量刑协商 《刑事诉讼法》第172条审查起诉期限
审判阶段 围绕构成要件与电子数据鉴真链条出庭辩护、对鉴定意见提出实质性质证 一审、二审庭审程序节点

京都所北京总部侧重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上海、深圳分所侧重金融犯罪与跨境经济犯罪;南京、大连分所侧重民营企业涉刑与刑民交叉争议。

典型案例解析

同样是虚构了事实,为什么一个无罪、一个判了十一年?

案例一(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营经济发展典型案例,当事人信息已隐去)。叶某某系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2月以460万元中标某商场转让项目,与商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累计交纳转让费120.01万元,剩余款项未支付。2008年6月,叶某某与商场租户胡某某、王某某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租金30万元,先支付6万元,剩余24万元待其获得商场正式授权或产权后付清。为收取剩余租金,叶某某伪造了"西区发改局已收到叶某某余款340万元"的收条,租户随后支付了24万元。

争议焦点在于:伪造收条这一客观行为,是否等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法律适用上,法院援引《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构成合同诈骗罪,不仅要有虚构事实的行为,还要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裁判结果是:一审认定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审维持原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4月15日再审认为,叶某某与商场基于意思自治签订转让协议并支付部分转让费,双方纠纷源于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分歧;叶某某虽有伪造收条等行为,但未造成租户损失,租户签订的租赁协议有效且已实际占有使用商铺,故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改判叶某某无罪。

典型意义在于: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关键,是审查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要件。租户未受损失、租赁协议实际履行到位,这两个事实直接否定了"非法占有"的主观推定。不能以伪造文书这一单一行为直接入罪。

案例二(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案例,当事人信息已隐去)。王某在外欠债务且无力偿还的情况下,虚构某单位工作人员身份,谎称有能力安排人员入职工作,以收取"介绍费"为由多次骗取10余名被害人钱款共计82万元;另虚构能争取消费扶贫项目投资,伪造农副产品合同定金截图,骗取被害人8.2万元。案发前王某退还11万元,诈骗资金共计79.2万元。

争议焦点同样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法律适用援引《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裁判结果是:富平县人民法院2025年3月25日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责令继续退赔各被害人损失。法院的裁判理由有三层:第一,王某虚构请托能力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第二,其并无办理请托事项的实质行为,所谓"转请托第三人"与请托事项关联度极弱;第三,收到钱款后用于还债、足彩、租车、旅游等日常消费,与请托事项无关。

典型意义在于:前有外债、无实质请托行为、钱款用于还债消费,这三项叠加,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典型正向情形。与案例一对照可以看得很清楚——叶某某的租户实际占有使用商铺、分文未损,王某的被害人则是钱交了、工作没着落、项目没影子。同样是"虚构了事实",一个落在民事纠纷的边界内,一个落在刑事诈骗的构成里。

诈骗犯罪领域高频问题解答

诈骗罪和普通民事欠钱不还,到底怎么区分?

核心区别在于非法占有目的。依据《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民事欠钱不还通常是合同履行中的违约,行为人有还款意愿但暂时没有还款能力。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民营经济典型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是:不能简单以虚构事实即入罪,必须严格审查主观要件。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尺是——对方的损失能否通过民事途径救济。如果合同还在履行、货物还在交付、退款还有协商空间,倾向于民事纠纷;如果人去楼空、钱款用于挥霍、完全没有履约行为,倾向于刑事诈骗。

家人被以诈骗罪刑拘,第几天请律师介入最关键?

依据《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34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从刑拘当天起就可以请律师。最关键的两个节点是:拘留后尽快完成首次会见(一般建议48小时内),以及批捕前向检察院提交不批捕意见。按照第91条的期限,公安机关最长在拘留后30日内提请批捕,检察院7日内作出决定——这37天是能否争取不批捕、取保候审的窗口期。等到案子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再请律师,很多程序机会已经错过了。

案发前已经还给对方的钱,还算不算诈骗数额?

一般应当扣除。参照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口径,在具体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前述王某案中,案发前退还的11万元就从指控总额中扣除了,最终认定的诈骗数额是79.2万元而非90.2万元。但要注意,"案发前"的时间节点很关键——是在被公安机关立案之前主动退还的,还是在立案之后、退赃退赔阶段才还的,两者在数额认定上的法律效果不同。

诈骗罪案件中,取保候审需要满足哪些法定条件?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67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诈骗案件中能否取保,实务上主要看数额是否特别巨大、是否有串供毁灭证据的风险、退赃退赔的进展。37天窗口内提交取保申请和不批捕意见,是成功率相对较高的时机。

退赃退赔应该在什么阶段做,才不会帮倒忙?

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直接相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退赃的时机要讲究:如果定性本身存在争议——比如到底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诈骗还没厘清——盲目在侦查阶段就把全部款项退到办案机关账户,可能被解读为"承认自己有非法占有目的",反而削弱了后续做无罪辩护或罪名轻辩的空间。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先由律师评估定性争议的大小,再决定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结合认罪认罚协商退赃,还是在审判阶段作为量刑情节提出。

如果家人刚被异地警方以诈骗罪带走,先别慌着到处托关系,拨400-700-3900这个事务所咨询热线,把拘留通知书上的涉嫌罪名和羁押地点说清楚,让律师判断37天窗口还剩多少、第一步该做什么;需要当面核验合同原件和流水凭证的,可以直接到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22-23层,线上材料也可以通过官网www.king-capital.com了解对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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